而且这事，也是发生在十月底，其时正是熹宗归葬的时候，等浙江巡抚衙门搞清楚了基本的状况，再报到闽浙总督衙门，然后辗转到京师，如今已经是半个多月过去了。

明末财政窘迫，而浙江更是朝廷的钱粮重地，所以容不得半点不稳。

对于陕北的变乱，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心里有数，但是对浙江这件事民变，他却是有点意料之外了。

好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并不是历史上那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朱由检了，看着有些急切的大臣，自己的心中反而并不慌张。

初步巩固了辽东之后，如今又巩固了京畿，只要这两处不出危险，自己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浙江虽然是朝臣眼中的天下财赋重地，但是如今的崇祯皇帝可不像历史上那样穷得需要向朝臣和勋贵募捐。

年初大杀阉党、整顿盐务、厉行开中法，皇帝本人的手头自然是十分宽裕，即便是朝廷的财政也已经大为好转。而刚刚开始的这一波对于京师勋贵世家的抄家流放，再一次让皇帝本人发了一笔大财，同时也朝廷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大为改善。

也正是因为整治京师勋贵，带来了朝廷财政上的进一步改善，所以内阁几位阁臣，以及六部堂官以下的许多有识之士，没有加入到批评皇帝和军机处的浪潮中去。

也是因为这一波查抄二十余家公侯伯府得到的金银财富，足以抵得上浙江一省之前二十年解送朝廷的税赋钱粮还有富余，所以了解真实内情的崇祯皇帝即使有点意外，但也依然并不着急。

就在连续收到两份加急军报的第二天，崇祯皇帝召集在京的首辅李国鐠和阁臣徐光启，以及从通州和遵化急忙赶回京师的军机大臣孙承宗、李邦华，到文华殿议事。

由于范景文经闽浙总督府转送的紧急军报，只是仓促上报嘉兴府发生大规模民变的基本判断，所以内阁和军机处诸位大臣在详细情况还不明朗的情况之下，除了朝廷派人前去了解情况，以及预先考虑调兵遣将、围堵镇压以外，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

又过了三天，又有两份紧急军报送达京师，一份是延绥巡抚孙传庭与陕西三边总督袁崇焕联署的，一份是浙江巡抚范景文与闽浙总督温体仁联署的。

这一次的军报就要详细全面得多了。

袁崇焕和孙传庭的联合奏报，先是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是陕北流贼高迎祥等人，裹挟上万乱民围攻延安府城，先被马懋才带兵在城中顶住，因此久攻不下，后又被孙传庭、贺时雨从榆林带来的延绥镇边军追上。

最后官军与贼军在肤施城外大战，高迎祥等人所部，被孙传庭和马懋才击溃，延绥镇边军阵斩飞山虎、大红狼、拱破天等贼首，斩获乱贼三千有余。

不好的消息是，大贼头高迎祥突围北上，又抢了安定县城，裹挟城中青壮逃往清涧方向。而白水贼王二、府谷贼王嘉胤等人，在肤施城外被击溃后，一路裹挟驱赶饥民往东逃窜，居然还给他们攻陷了延长县城，目前孙传庭、贺时雨所部，与马懋才所部正在继续往北，往东追击之中。

这下子陕北倒是更乱了。

收到了这份军报之后不久，皇帝又相继收到了锦衣卫榆林千户所的密报，所说情形则更为严峻，陕北的绥德、府谷两座县城，也是饥民云集，眼看着再不赈济就要乱了。

了解了更详细的情况之后，崇祯皇帝带着内阁和军机处的几位大臣，很快就作出了决策：其一，传旨洛阳户部分司，尽快搜集解送二十万担粮食，入潼关，经西安，转运目前已经相对安全的延安府，交给坐镇延安剿贼的孙传庭和马懋才用来赈济陕北灾民。

其二，传旨给陕西巡抚洪承畴，整军备战，随时准备扑灭关中等地民乱，同时也命令他积极配合延绥巡抚孙传庭剿匪。

其三，传旨山西巡抚张晓，尽快调集山西镇驻军，沿着秦晋之间的黄河沿线布防。

还有一道，则是由锦衣卫负责转递给延绥巡抚孙传庭本人，并由其过目之后亲自转递给三边总督袁崇焕，其中大略阐述了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关于陕北乃至陕西流贼问题的基本战略，大意是能就地消灭了当然最好，若是不能就地消灭，那么与其驱之往东以乱腹地，不如驱之往西以乱边鄙。

但是这样一种战略却是不方便公开谈论的，因为这样的战略属于见光死，不光是朝堂之上知道了要炸锅，就是消息一旦走漏了，这个战略也就没法再执行了。

给西北诸督抚的一道道圣旨发出之后，崇祯皇帝和内阁、军机处诸臣的目光，很快就转移到了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