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编号规则，这一次的战斗机型号是F17，用来取代目前现役的F16。

F17战斗机在布局方面，较德国的福克E3战斗机先进很多，主要将翼型下表面设计为平直面，增大了翼型厚度，提高了机翼结构强度，机动性也非常好，采用直列式气冷发动机，比福克E3战斗机使用的液冷发动机的功率增加了一倍，使得起飞重量达到了1200公斤，可以安装两挺重机枪，增加带弹数量，而最大飞行速度也突破了220公里每小时，实用升限4000米，巡航时间也比福克E3多了一个小时。

中华帝国空军得到了F17战斗机设计图纸后非常兴奋，不过先进的战斗机总是会引来争抢，空军拿到了F17战斗机，海军立即也伸手来要，毕竟海军也成立了海军航空兵，甚至还有海军航空母舰战斗群，舰载战斗机必不可少。

于是F17战斗机迅速产生了一个改型，被海军命名为F18舰载战斗机。

从F17战斗机到F18舰载战斗机，这当中只是一个海上起飞和海上着舰问题，但涉及到的技术却是很多。

其中一项就是静稳定度，这个技术目前只有中华帝国掌握，应用在F18舰载战斗机上面。

这静稳定度顾名思义，意思就是早期的飞机都是静不稳定的。只是由于由于其速度较低，尚在飞行员直觉反应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所以并不需要复杂的操纵系统。而静不稳定却赋予了飞机求更好的敏捷性和机动性。

比如德意志帝国也开发过静稳定战斗机，是容克9型战斗机，可惜在跟德国的福克E3型战斗机对抗时，很容易就成为福克式战斗机的盘中美餐了。

于是德国空军一度将容克公司的飞机列为不受欢迎的，从而采购了福克E3型战斗机。

不过中华帝国空军获得的F17战斗机，以及改型F18战斗机，却也是静稳定式战斗机，但却不用害怕被福克E3战斗机虐。

这是因为中华帝国的新式战斗机在速度上已经超过了220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下，静稳定度非常容易控制，反而是静不稳定度的战斗机变得难以控制了。

加入福克E3战斗机也飙到这个速度时，飞行员就会难以控制飞机进行战斗，即便勉强控制了飞机，也会造成疲劳度消耗过快，难以进行持久战斗。

而随着航空发动机的功率越来越大，未来的战斗机速度将会越来越快，因此德国人在福克E3战斗机上面的投入，注定要悲剧的。

中华帝国空军的F17战斗机和F18战斗机，还有很多技术超过了德国空军的福克E3战斗机。

比如副翼问题。作为飞机重要气动控制面之一的副翼，也是在世界大战期间逐渐发展的。当时的设计思想非常单纯，目的就是要滚转更快，副翼就要更大。但实际上，这种大型副翼偏转时严重破坏了翼型。

中华帝国通过风洞试验得出数据表明，副翼的滚转力矩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却改变了飞机的阻力分布，使得飞行员压杆时，飞机首先产生偏航运动，然后才产生滚转运动。另一方面，大的副翼需要的横向操纵力矩也大。而当时的飞机往往在纵向和航向都是静不稳定的，操纵力矩极小。三轴控制力矩的不平衡，给飞行员操纵带来极大困难。

F17战斗机的另外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发动机了，这几乎是代表中华帝国目前最高的航空工业技术水平，直接甩开德国人一条街。

世界大战之后，中华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都重视航空工业，于是就在航空发动机方面展开了竞争。

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华帝国和德国都是发动机研制方面的领头羊。

其中德意志帝国在转缸式发动机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中华帝国则一直在直列式液冷和气冷发动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发动机螺旋桨方面，就算是德国人，也主要采用中华帝国发明的分层木制结构螺旋桨。目前全世界发动机发展的重点是提高功率重量比和可靠性。德意志帝国的转缸式发动机散热效率高，重量轻，在世界大战期间得到迅速发展。但由于所有气缸绕轴旋转，会产生极大的陀螺力矩，严重影响飞机操纵。因此在世界大战后德意志帝国军方要求更换发动机，在福克E3战斗机上面使用的发动机，则是德意志帝国模仿中华帝国的直列式液冷发动机，不过德国的航空发动机毕竟起步晚，只能照抄中华帝国现有的技术。

相反，中华帝国那相对笨重的直列式发动机，尽管存在局部过热问题，但却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如今将液冷更换成气冷，将成为此后数十年间活塞式发动机的主流。

不过，中华帝国的战斗机，相对于德意志帝国的战斗机而言，最大的技术优势却是缝翼和开缝襟翼技术

早在世界大战期间，中华帝国科学院航空实验室和风洞实验室就分别发现了缝翼增升效应。即通过在机翼前缘开缝，可以增大机翼的失速迎角和机翼最大升力系数。

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缝翼技术便首次在风洞试验模型上面得到了应用。当时这个设计主要是用于推迟翼尖失速、改善飞机的尾旋特性。后来经过不断改良成翼尖缝翼形式，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使得该机具有良好的低速机动性能。

不过当时李卫国认为这项技术将改变战斗机的历史进程，所以下旨封存了这项发现和在战斗机模型风洞试验的相关数据，直到如今交给中华帝国空军，用在了F17战斗机和F18战斗机上面。

实际上，这种襟翼和当时常用的简单襟翼相比，增升性能更好，有助于大幅改善飞机的起降性能。当然，结构复杂性和重量也相应增大了。

为此，帝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减阻研究项目，研究人员在试验时发现了层流附面层。这种附面层摩擦阻力最小，正是设计人员期望达到的理想效果。但由于制造工艺上的限制——要求机翼绝对光滑，没有粗糙度和弯曲度，这一要求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也是难以实现的——理想化的层流附面层此后数十年间一直未能实现。

被李卫国否决后，帝国科学院也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很快通过对飞机阻力的研究，当时的设计人员逐渐形成两个流派。一方认为：为减阻所进行的改进工作，必然导致飞机重量的增大，从而抵消了减阻所带来的气动上的收益，因此减阻设计并无必要——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战斗机设计的外形多凹凸不平，极其丑陋的原因。另一派的观点正好相反，设计上相当重视减阻，飞机具有流线外形，性能因此受益良多。

由于李卫国支持后者，因此F17和F18战斗机上采用了流线型设计技术。